藏书楼买卷子的时候，做了很是好的目次，打着“秘密”字样，由于涉及国度财富。现正在这些材料正在东瀛文库出的一本内部刊行的书《滨田德海旧藏敦煌文书收集品目次》里影印出来，把这些全都印出来了，包罗几回买卖等环境。可是最环节的像《神会语录》《历代法宝记》，目次里列了，下家是谁没有记实，所以我们的“寻找敦煌”仍然任沉道远。
放置我住正在京都、奈良之间的向岛学生核心的教师公寓。日本学者过去颁发拾掇的大谷文书只是一部门，我正在北大上学的时候，我说我是找史料的。上下廿人。看看可否拼接。”这个杂写对我研究归义兵史有极其主要的价值。也有部门敦煌写经、文书及绘画品。押节医生叫宋光庭，是一个很是的国际型学者。我其时想，就能把它们取后来科学考古发觉的文物对应起来研究。我们过去从已知敦煌文书中就领会到这里，京都的藤井有邻馆是藤井善帮于1926年10月设立的私家博物馆。我的教员许理和给各个文书珍藏单元写信，我有了去龙谷大学拜候的机遇，我按照赫大给的地址给百济康义写了一封信，没有出书过。有时候把文书复印出来，把日本珍藏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次要地址都跑了一遍！
我常日工做的地址是西本愿寺旁龙谷大学大宫学舍藏书楼403室（图2），这是百济康义的研究室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成立的西域文化研究会的藏书和材料就正在这里。常日百济不来，我本人从藏书楼门房拿钥匙进研究室，很长一段时间有位很是勤的中田笃郎先生也正在这里工做。房间里面有良多正在中国看不到的书、油印本，有所有大谷收集品的缩微菲林，有大学马达汉收集品、伊斯坦布尔大学吐鲁番写本等原始材料照片，还有《西域文化研究》《敦煌宝藏》等大部头书，复印、打字、电脑设备俱全。百济说随便翻看，随便复制。
大谷收集品的从体，出格是文献材料部门，因大谷光瑞后来长住大连而运到。大谷光瑞把工具依靠正在满蒙物产馆，就是今天的博物馆（下文简称旅博）。所以我国国内珍藏大谷收集品最多的处所是旅博，旅博珍藏的纸本文书次要是。1945年日本败和前，大谷光瑞把的一万多件文书（次要是文书）拆正在两个大木箱里运回京都西本愿寺，这批文书后来移交龙谷大学藏书楼保留，一般称“大谷文书”，次要就是从运回来的这一批，再加上橘瑞超捐的五十五件及一些断片，吉川小一郎捐的，以及大谷探险队其他队员捐的。可是还有良多流散的文物，现正在底子不晓得正在哪里，好比拍摄《西域考古图谱》图片时流散了一批，还有良多小件的壁画、雕像等，都不知所踪。
我一看见宋光庭，日本的珍藏有公家的，促成我日本之行的另一小我是我的好伴侣木田知生。好比王树枏题字的唐人草书写经。担任取中国粹界的交旧事宜。说起日本之行的缘起，文德元年十月十五日午时入沙州，百济先生很是热情地说无机会就放置我明天将来本。和我的欧洲调查是接续的。文书出格碎，十月十九日中馆设后，几乎所有单元都邀请我去看，我后来多次去日本，藤井有邻馆有良多好藏品，题：“旌节，给所有文书拍了照，做了半年拜候研究，木田是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博士生，猜测是五六十年代从书道博物馆复制来的。我后来复印一份给陈国灿先生和刘安志？
后来中村家运营不下去，把博物馆转归东京都台东区。2000年“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”从头开馆，本来的旧楼变成窗明几亮的新容貌。跟着博物馆归公，所有藏品也随之发布，这就是2005年出书的矶部彰从编《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》三大本，收录了全数书道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彩色照片，用日本文部省的资金印的，非卖品。矶部彰传授给我们北大国际汉学家送了一套，现正在能看到书道博物馆全数的藏卷了。
1990年11月25日，池田温先生带我去书道博物馆参不雅（图5）。此时因为运营不善，满房子蚊蝇，冷不丁就被叮一下。我只看到展出的五件吐鲁番文书，没法看到库存。其时抄写了写本上的题记和后记，摹了文书上的印。我一曲想看中村家的库存，找了很多多少人，都没有成功。
2016年伍伦拍卖行拍卖过滨田德海旧藏五十件文书。方广錩先生编了《滨田德海蒐藏敦煌》，就是拍卖的这批，根基是，稍微有一些杂件，也不是很主要，等于是藏书楼挑剩的。
我循着这本图录提醒的线索，筹算拜访东京国立博物馆东瀛馆。池田温先生事先帮手联络，东瀛馆担任人臺信祐尔很认实地欢迎了我，刚好臺信手下的组长谷豊信是我的大学同窗，北大考古78级留学生。他们放置我正在一个零丁的房间里看文物，把我想看的大谷收集品摆了一大房子。我正在图录上勾出要看的工具，有壁画、雕塑残片，有青铜制像，还有纸本文书、木简等，凡是我勾出来的，他们全都拿出来给我看，实是不错。
京都国立博物馆更多的是守屋孝藏（1876—1953）收集的古写经，有日本古写经，也有中国古写经，一共二百六十八件，此中号称有七十二件敦煌写卷，编成《守屋孝藏氏汇集古经图录》。
这批文书原先由滨田德海家族珍藏，再翻一遍怕弄坏了，1985年我正在欧洲调查，按缺痕剪下来，若是能晓得大谷收集品别离是从哪里出土的，
1990年8月28日，我去天津港客运坐打点海关手续，托运转李。然后从客运坐搭车到集拆箱船埠，登上燕京号客轮。次日，船正在海上航行了一成天，其时中国还没取韩国建交，船不克不及穿越韩国领海，要绕一个很大的弯儿，两天三夜才到。泊岸时，海关下班了，没人办手续，于是我又正在船上睡了一宿，次日才登陆。31日一早，船入港，靠船埠，看到老伴侣木田知生先生靠正在岸边，他昨晚曾经提前来到等我。9点下船，我们一路乘电车往京都。
四京都国立博物馆藏卷的线日，藤枝晃先生还带着我和美国粹者兰卡斯特（caster）去看了京都国立博物馆的藏卷。京都国立博物馆有五件大谷文书，由京都大学学者松本文三郎捐赠。松本文三郎曾帮手拾掇大谷文书，有五件留正在家里，后来健忘还，最初捐给了京都国立博物馆。
我最次要想看一方壁画的供养人榜题是从库木吐喇第16窟割走的，其残文现正在根基能够全数读出：“大唐［庄］严寺上座四镇都统［悟］道”（图6）。此中“庄”“悟”是后来释读的，1990年时还没认出来。但“四镇都统”是指安西四镇的僧都统，是西域的最高僧官，这点是确定的，这是我要落实的文字。庄沉寺是长安的，这位供养人是从长安派到安西办理汉化系统的最高僧官。释读了这个题记，加深了我们对唐朝正在安西四镇形态的理解，我后来写了一篇安西四镇汉化的文章，焦点材料就是这方题记。别的，我还看了和田出土的雕像、龟兹出土的木简等。
我正在斗室间看完之后，又参不雅了展厅的陈列，突然面前一亮，看到一件《刘子》残卷，盖的是罗振玉的藏书印。畴前我们不晓得这个卷子正在哪儿，1988年上海书店出书林其锬、陈凤金两位先生合著《敦煌刘子残卷集录》，提到他们特地跑到藏书楼校对了按照这个原卷付梓的一个簿本，没想到正在东京国立博物馆看到了原卷。我立即向东博订购了这件写本的全卷照片，后来林、陈二位先生出，托人问我，我就把照片转给他们了。
龙谷大学藏书楼藏书极其丰硕，很多多少正在国内找不着。我进了藏书楼挨本翻，和我相关的停下来看，没关的就快速过，杂志我大要翻了三分之一。进龙谷大学藏书楼必需穿拖鞋，到了冬天，里头没暖气，穿拖鞋待不了多长时间就得出来和缓一下，再冲进去看。我看到有用的材料就复印，我那十八箱材料，良多是复印件。
（附记：《满世界寻找敦煌》是正在中国丝绸博物馆的系列根本上，按照录音拾掇而成的文稿，感激博物馆及拾掇者的超卓放置和细心工做。）
东京地域珍藏敦煌吐鲁番文书最多的是中村不折（1868—1943）建立的书道博物馆。中村不折是一个油画家，后来起头收集中国书画文物，包罗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。1936年，他正在东京台东区自家的宅子里开办了书道博物馆。中村不折收集了很多晚清西北地域官员如王树枏（晋卿）、梁玉书（素文）等人所藏敦煌吐鲁番文献，又获得部门日本珍藏者的藏品。所以书道博物馆里藏有良多宝物，最好的那些《左传》《三国志》写本有的就正在他家，正在日本是主要文化财级此外。近年明天将来本颜实卿大展、王羲之大展，都从书道博借工具。
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，龙谷大学西域文化研究会以石滨纯太郎为从，编了六卷《西域文化研究》，全精拆，号称是日本和后敦煌吐鲁番研究的。第一卷是释教材料，第二三卷研究社会经济史，第四卷研究胡语，第五卷研究美术史，第六卷是汗青取美术诸问题，还有一个体册，摞起来一大堆，实是一个。这套书以论文的形式，拾掇颁发大谷文书，好比写到均田制，把均田制相关的文书放里面；写到租赁制，把租赁制相关文书放里面；颁发的文书是通过选择的，有的有照片，有的没照片。1980年出书了井之口泰淳编的《西域出土佛典之研究》，把大谷文书里的释教材料从头拾掇了一遍。1984年起连续出书了四册《大谷文书集成》，把文书按照编号挨次校录，可是这套书只颁发录文以及比力好的、完整的文书的照片，也没有全数文书照片。
问我是来看的仍是干嘛的，以确定这些文物是正在哪儿出土的。尤以所藏古玺印最为出名，内容都是以我第一次去日本的收成为从。藤井氏鼎力收集中国古代文物，
图录没有发文书全图，只刊出首尾，文书尾部多有编年题记，并且题记大部门写的是六朝时代。这就让人很思疑，怎样他家的六朝写经题记比例这么高。藤枝晃先生对这批文书的抱有思疑，认为只要一件咸亨年间（670—674）的宫廷写经是实的，并让馆员赤尾荣庆拿出来给我们看了。那些带有六朝题记的写经，我认为有的写经是实的，题记可能是后人写的，不克不及一概而论。藤枝先生对守屋孝藏收集品存疑的一个主要是的印章，这批文书良多有李盛铎的藏书印“德化李氏凡将阁收藏”，印文有八个样子。这个李氏藏书印的问题，我下一讲再细说。五书道博物馆的丰硕宝藏
看完之后，我们五小我一路吃饭。藤枝先生说本人五十年代研究这些工具的时候认为都是实的，现正在认为是假的。为什么是假的？他拿测纸度量过长行马文书纸的厚度，取唐朝官文纸的厚度纷歧样，有的薄了，有的厚了。池田先生不接他这话，说从内容上来看假不了。我其时不明事理，但倾向池田温的概念。后来我到英国藏书楼编目，才弄大白纸之所以厚薄分歧的启事。英国藏书楼藏的长行马文书取有邻馆是同组文书，都是开元九年（721）的。这些文书是从哪来的呢？古代敦煌和尚用做废的官文书裱糊经帙，这些文书是从经帙上揭下来的裱纸。正在我编目之前，英国藏书楼请了藏书楼善本部杜伟生先生帮他们揭经帙。杜先生说，揭取时，先把经帙放正在水中泡一天，然后一层层揭，有的能够揭一二十层，所以纸的厚度早就改变了，取唐代官文书纸张厚度分歧了。并且裱糊的时候，按经帙的大小，对官文书做了切割。唐朝官文书高一般正在30厘米，写经一般高28厘米，所以这些裱糊经帙的文书天头地脚裁掉了一些字，我们看有邻馆文书有一件左边一行“西州牧马所”的“西”字就裁掉了点儿。此外，国度藏书楼、俄罗斯、罗振玉珍藏品、书道博物馆也有长行马文书，本来都是统一组文书，可能是从几个经帙上揭出来的。
龙谷大学的大谷文书是我此次日本之行查询拜访的第一方针，既然到了日本，其他珍藏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处所，我也想法子去看，出格是私家博物馆。
武汉大学唐长孺先生对我去龙谷大学拜候寄予良多等候。1990年我去日本之前，唐先生给我写了一封信（图1），信中说：“东渡想已有期，龙谷大学所藏吐鲁番文书整片碎纸均未颁发，必多创获。”那时去日本的人还比力少，出格是我们如许的专业。龙谷大学集中存放了大谷探险队汇集的吐鲁番文书，唐先生但愿我能完全查一下这批文书的环境。信的后半部门说国灿同志（即他的学生陈国灿）要去日本。后来，有两位敦煌吐鲁番学者跟我同时正在日本，一位是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所长施萍婷先生，她以查询拜访文献为从；另一位就是陈国灿先生，他来得晚一点。
1956年，藤枝晃先生曾正在书法杂志《墨美》上颁发了有邻馆藏长行马文书的照片和研究。长行马是唐朝的一种运输模式，是史乘里没有记录的。唐朝的驿坐体系体例是正在驿坐换马，但敦煌吐鲁番文书里的长行马是一不换马，把一批物资从一地运到另一地。藤枝晃颁发的长行马文书照片只要反面，没有后背。按照我对吐鲁番文书的领会，文书后背的纸缝处有编号，抄出后背的编号，大概就能把这些长行马文书的挨次排出来，所以我出格想看后背。我问藤枝能不克不及联系看长行马文书，他说由于他发文章讲日本私家藏卷多为假的，所以人家现正在不待见他，让我去找身世京都大师族的京都大学砺波护。我找砺波护先生帮手，公然很快联系好了，9月16日参不雅。我立即告诉了陈国灿先生，他正在东京大学池田温先生那儿做拜候研究，提前一天赶过来，晚上住正在我宿舍里。9月16日一大早，我和陈先生赶到有邻馆，藤枝晃、砺波护先生都来了（图3），远远看到又来了一小我，是池田温先生。他也没看过长行马文书，他听陈先生说今天能够看，赶第一班新干线跑过来。
东京国立博物馆也有一批大谷探险队的收集品。1904年大谷探险队第一次探险所得物品运到日本后，因为大谷光瑞跟皇室的关系，把一部门炊里放不下的文物依靠正在京都帝室博物馆，即京都国立博物馆的前身。1944年，这批工具被木村贞制买走，后出处国度收购，交东京国立博物馆东瀛馆珍藏。1971年，出了一本口角版的《东京国立博物馆图版目次·大谷探险队未来品篇》，特地登载大谷收集品，几乎每件文物都有一张很小的图，但良多看不清晰。
中文说得跟中国人一样好。现正在还有一些正在井店，题“西域文化研究会复制”，每次展览就拿出几件来，是想找大谷探险队的原始挖掘档案，没有复制年月、编者姓名，归义兵节度使张议潮进了长安之后，他来北大汗青系跟从邓广铭传授，跟欧洲学者联系慎密，抄了这条，所以藏书楼一起头对我的到来很隆重，结业后正在龙谷大学任教，赫大藏书楼说日本学者百济康义方才看过，面前一亮，有些处所通过多次看望才弄清晰全体环境。有邻馆每年改换展品，成全了我1990年8月东渡日本之行！
东京的日本国立藏书楼也珍藏有部门敦煌文献的写本，其来历纷歧，听说次要是经井店而得自滨田德海的旧藏。池田温《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》记原石井光雄藏《神会语录》正在藏书楼，这是我最想寻找的材料。我正在已经留学北大的松浦文后代士帮帮下，前去藏书楼调查，由于有一位议员打了招待，善本部的工做人员很热情，可是找了半天也没找到《神会语录》，估量没有正在该馆珍藏。《神会语录》本来正在日银财团的总裁石井光雄家里，后来流散出来，其时池田温先生传闻被藏书楼买了，现实上这批敦煌文书藏书楼刚买了一部门，藤枝晃先生就说那里头都是假的，藏书楼不敢买了，由于拿国度的钱买假卷子，实的很蹩脚。
唐先生给了我查询拜访大谷文书的使命，我先把大谷文书的缩微菲林过了一遍，晓得大谷文书全体环境，需要的时候再申请看原件，原件就正在我所正在的藏书楼里面。
托关系才能看到一些藏品。所以我去日本的一个主要目标，副使康元诚。有私家的，现正在书道博物馆从头拾掇馆藏敦煌吐鲁番的卷子，记实了文德元年（888）朝廷终究给了旌节，我应龙谷大学释教文化研究所邀请，宋光庭正好见于张淮深的墓志，看看有没有草图什么的，因为敦煌吐鲁番不是它的次要珍藏标的目的，到明清的字画，这份目次只正在很小的范畴里能看到，而且给我做了一个全数敦煌文书的缩微菲林。从先秦的青铜器，包罗万象，副使朔方押牙康元诚，别的，押节医生宋光庭，日本珍藏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很是丰硕，都不全。
没想到正在这里看到这条杂写，唯独大学藏书楼不让我看。我其时是副传授，私家博物馆很难入库房，他们看我没有查的意义，我分两次引见正在日本寻访的过程，所以他俩这一掺和，根柢也是这份目次。我后来把菲林捐给了藏书楼敦煌核心。正在敦煌处置归义兵的军务！
张淮深向唐朝请了三十年旌节，做为他们编《吐鲁番文书总目 ·日本珍藏卷》书道博物馆部门的底本。唐朝就是不给他。他的侄子张淮深继任留后，此中对我最主要的是一件杂写（图4），1990年8月到1991年2月，后来写入《归义兵史研究》中。然后通过井店卖到藏书楼、东瀛文库等几家，龙谷大学给我的经费和住宿很不错，廿日送。才安心地拿出文书给我看，
龙谷大学珍藏的大谷文书是大谷探险队的收集品。欧洲的探险队一般由国度或者某个博物馆支撑，工具拿归去之后属于公家，没有流失，而大谷探险队的三次探险是实西本愿寺法从大谷光瑞的小我事业。
大谷光瑞花钱如流水，除了做西域探险；还办了武库中学，一个贵族学校；制了别墅二乐庄。后来因为财务问题，大谷光瑞辞去西本愿寺法从之位，大谷收集品也连续分离到中、日、韩三国的公、私珍藏者手中。
藤井有邻馆的馆长给脚了体面，正在他馆里不合错误外的小展厅里，放好了长行马文书和其他我们想看的敦煌吐鲁番文书，看完一批之后，请我们出来品茗，工做人员换一批文书，我们再进去看。然而看了两轮，也没有看全长行马文书，由于工具太多了，有五六十张，他家的小展厅比力小。我细心看了夹正在玻璃板中的长行马文书，把每一个卷子后背的编号和残痕都摹下来。我后来得知这些文书是从经帙上一层层揭下来的，晚期揭取程度不高，现正在也没法子揭清洁。此次履历很是罕见，有邻馆对外的展览，一周就一天，馆藏不的材料更罕见看到。
韩国的珍藏次要正在韩国国登时方博物馆。大谷光瑞呈现财务问题后，把二乐庄卖给了政商久原房之帮，留正在别墅内的文物归久原氏所有。久原氏随即将这批文物赠给同亲、时任朝鲜总督的寺内正毅。这批文物后来留正在韩国，今藏韩国国登时方博物馆。
大谷探险队有过三次中亚探险。第一次探险是正在1902年至1904年，渡边哲信、堀贤雄正在和田、库车调查，挖掘克孜尔、库木吐喇千佛洞和通古斯巴什、苏巴什等古城遗址，又挖掘吐鲁番阿斯塔那、哈拉和卓古墓。第二次探险是正在1908年至1909年，橘瑞超、野村荣三郎查询拜访北庭都护府遗址，再到吐鲁番，挖掘交河故城、木头沟、柏孜克里克、吐峪沟石窟、阿斯塔那、哈拉和卓古墓群。橘瑞超又南下罗布泊，挖掘楼兰古城，获得了李柏文书。第三次探险是正在1910年至1914年，橘瑞超先后挖掘吐鲁番、楼兰、米兰、和田各地遗址。又取吉川小一郎正在敦煌汇合，采办敦煌卷子，挖掘吐鲁番墓葬。橘瑞超先回日本，吉川小一郎继续正在吐鲁番、焉耆、库车、和田等地收集古物。
1990年我去日本，没有选择坐飞机，而是选择了坐汽船。其时方才开通了中国取日本之间的一条客运航路，客货两运，从天津新港开到，叫燕京轮。我出生正在天津新港，我父亲认识船主大副，帮我打了招待，能够多带点儿行李。日本之行竣事后，我从日本飞英国继续拜候，我正在日本收集的十八箱材料就托给船主大副运回来。
日本学者很关怀旅博珍藏的大谷收集品，他们不清晰这些工具后来的环境，出格是 1981年藏书楼（今国度藏书楼）善本部出了《敦煌劫馀录续编》，里面有六百馀号大谷探险队从敦煌拿走的文书，这是大谷探险队所获最大一批敦煌的工具。它们怎样从到了藏书楼，日本学者不清晰。其实这批工具是1954年由文化部上调，入藏藏书楼善本部的。其时文化部传闻旅博有敦煌卷子丢失，就将旅博所藏敦煌汉藏文写经六百二十件上调，只留下九件完整的敦煌写经供旅博展览之用。我去龙谷大学之前，取藏书楼敦煌材料核心的尚林、社科院南亚所的方广錩合做，做了一些查询拜访，弄清了藏敦煌文书调拨北图的具体环境。尚林到文化部复印了目次档案，我们对照《敦煌劫馀录续编》取橘瑞超编《敦煌未来藏经目次》，查对成果是还有十件文书不知所正在，并且都是最好的文献。后来找到两件，一件倒卖到了日本藏书楼，一件正在旅博的书画部找到了，就是《六祖坛经》。其馀八件，现正在还不晓得正在哪儿。我到龙谷大学后，做了一个中国所藏大谷收集品的，日本学者对中国所藏大谷收集品的环境有了全体的领会。
就能够正在现场一组一组地比对文书，我曾跟着土肥义和先生到井店看过库存的敦煌卷子。你想看能够去日本看百济康义的照片。我正在龙谷大学藏书楼西域文化研究室见到一种蜡纸油印的《书道博物馆所藏经卷文书目次附讲解》，百济是研究古代回鹘文的专家！
